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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国之初，共和国诗的天空群星璀璨，新星闪耀，公刘是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位。公刘善于把生活的细致感受提升到理性的高度概括，将清新的生活气息与雄浑的哲理相融合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。《五月一日的夜晚》、《上海夜歌》等抒情短诗之所以脍炙人口，奥妙无不在此。以本诗为例，他不仅从骆驼背上的杨柳条，以小见大，自然地挖掘其中的诗意，而且用想象和联想引伸、点染，将未来生活的内蕴和美好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，产生强烈的感染力。
这首诗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构思精巧。构思即“艺术创作中艺术家对未来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进行总体构想的过程。”平心而论，构思是艺术创作的中心环节和艺术上成败得失的关键。五十年代前期，诗歌创作普遍采用直陈其事、铺设事实的方式，许多人把注意力放在局部形象和比喻的生动上，而公刘却注意选择反映生活的角度及力度，不能不说是超前和有意义的。从骆驼背上的杨柳条到“把春天插遍沙漠”，再到“跟着它走准能把春天追着”，循着作者思绪的流动和意象的转换，我们不难理清诗人精于构思及思想升华的轨迹。在这方面，写于同一时期的短诗“山间小路”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《哎，大森林!》作者公刘，原名刘仁勇，1927年生，江西南昌人。4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。著有诗集《边地短歌》、《神圣的岗位》、《在北方》、《黎明的城》、《白花·红花》、《仙人掌》、《离离原上草》、《母亲枣长江》、《骆驼》、《大上海》、《梦蝶》、《公刘诗选》及叙事长诗《望夫云》、《尹灵芝》等。50年代前期，公刘带着天真的欣喜与青春的志气，在西南边疆引吭而歌，颂扬人民军队对祖国的忠诚，赞美兄弟民族的翻身解放，调子明朗、亲切而欢快，像一支牧笛在吹奏着晨曲。复出文坛之后，公刘不忘历史悲剧，时刻以警觉的目光关注民族命运与国家前途，许多诗写得老辣、凌厉、深沉、冷峻，充满辩证观点与哲理意味。
《哎，大森林!》是诗人从张志新烈士的殉难地枣沈阳大洼凭吊归来，有感于烈士的残酷被害而写成的。这是一首愤世嫉俗、忧国忧民，蕴含着深刻的反思内容和对未来发出警诫的优秀诗作。诗的前一节，诗人以“大森林”作为象征物，用它来象征造福于人民的***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。这是诗人曾经捍卫过的“我之所爱”，是人民极为信赖的希望所在。可是“文革”却使它如此快地抹杀了记忆，淡忘了历史，使饮恨的烈士继续饮恨，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。对此，诗人极为困惑。他在发出“难道这就是海?!这就是我之所爱?!”的大声质问的同时，对“文革”动乱的“喧嚣”，不停地“洗刷”和匆忙地“掩埋”表示了极大的愤慨。第二节，诗人对本来是生机勃勃的事物竟然会变得“枯朽”、“腐败”表示极度的痛苦。这痛苦“既产生于寻求答案过程中，也产生于获得答案后”。最后一节，诗人出于对“大森林”面临灾难的危机感，及时地向世人发出警告：如果不及早引啄木鸟前来诊治它的病患，这儿“肯定要化作尘埃”。这“声音”是那么令人不寒而粟，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极大忧虑，对十年浩动历史可能重演的高度警觉。
《哎，大森林!》用象征手法表现现实，用直抒胸臆表达感情，用鲜明的对比展开议论，用拟人手法发出警告。诗中大量使用叠句以强化思想，强化感情。排比对偶的运用，也使诗篇节律整齐，音韵铿锵。特别是激烈词语的选用，并列递进句式的安排，使诗篇流荡着一种强烈的气势，更增强了它的战斗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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