狄棐(子遵度) 郎简 孙祖德 张若谷 石扬休 祖士衡 李垂张洞 李仕衡 李溥 胡则 薛颜 许元 钟离瑾 孙冲 崔峄 田瑜 施昌言
狄棐，字辅之，潭州长沙人。少随父官徐州，以文谒路振，振器爱之，妻以女。举进士甲科，以大理评事知分宜县。历开封府司录，知壁州。道长安，为寇准所厚，准复入相，乃荐通判益州。擢开封府判官，历京西益州路转运、江淮制置发运使，累迁太常少卿、知广州，加直昭文馆。代还，不以南海物自随，人称其廉。拜右谏议大夫、龙图阁直学士、权判吏部流内铨，出知滑州，进给事中，徙天雄军。会给郊赏帛不善，士卒哗噪趣府门，棐不能治。事闻，命侍御史刘夔按视，未及境，众不自安。棐驰白夔，请绐以行河事。夔至，与转运使李绛诛首恶数人。棐坐罢懦，降知随州，徙同州。勾当三班院，进枢密直学士，历知陕郑州、河中河南府，复判流内铨。出知扬州，未行，卒。
有狄国宾者，仁杰之后，分仁杰告身与棐，棐奏录国宾一官，而自称仁杰十四世孙。棐在河中时，有中贵人过郡，言将援棐于上前。棐答以他语，退谓所亲曰："吾湘潭一寒士，今官侍从，可以老而自污耶?"其为政恺悌，不为表襮，死之日，家无余赀。
子遵度，字元规。少颖悟，笃志于学。每读书，意有所得，即仰屋瞪视，人呼之，弗闻也。少举进士，一斥于有司，耻不复为。以父任为襄县主簿，居数月，弃去。好为古文，著《春秋杂说》，多所发明。尝患时学靡敝，作《拟皇太子册文》、《除侍御史制》、《裴晋公传》，人多称之。尤嗜杜甫诗，赏赞其集。一夕，梦见甫为诵世所未见诗，及觉，才记十余字，遵度足成之，为《佳城篇》。后数月卒。有集十二卷。
郎简，字叔廉，杭州临安人。幼孤贫，借书录之，多至成诵。进士及第，补试秘书省校书郎、知宁国县，徙福清令。县有石塘陂，岁久湮塞，募民浚筑，溉废田百余顷，邑人为立生祠。调随州推官。及引对，真宗曰："简历官无过，而无一人荐，是必恬于进者。"特改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知分宜县，徙知窦州。县吏死，子幼，赘婿伪为券冒有其赀。及子长，屡诉不得直，乃讼于朝。下简劾治，简示以旧牍曰："此尔翁书耶?"曰："然。"又取伪券示之，弗类也，始伏罪。
徙藤州，兴学养士，一变其俗，藤自是始有举进士者。通判海州，提点利州路刑狱。官罢，知泉州。累迁尚书度支员外郎、广南东路转运使，擢秘书少监、知广州，捕斩贼冯佐臣。入判大理寺，出知越州，复归判尚书刑部，出知江宁府，历右谏议大夫、给事中、知扬州，徙明州。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。祀明堂，迁刑部。卒，年八十有九，特赠吏部侍郎。
简性和易，喜宾客。即钱塘城北治园庐，自号武林居士。道引服饵，晚岁颜如丹。尤好医术，人有疾，多自处方以疗之，有集验方数十，行于世。一日，谓其子洁曰："吾退居十五年，未尝小不怿，今意倦，岂不逝欤?"就寝而绝。幼从学四明朱頔，长学文于沈天锡，既仕，均奉资之。后二人亡，又访其子孙，为主婚嫁。平居宴语，惟以宣上德、救民患为意。孙沔知杭州，榜其里门曰德寿坊。然在广州无廉称，盖为洁所累。洁，终尚书都官员外郎。
孙祖德，字延仲，潍州北海人。父航，监察御史、淮南转运。祖德进士及第，调濠州推官、校勘馆阁书籍。时校勘官不为常职，满岁而去。改大理寺丞、知榆次县，上书言刑法重轻。以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西京留守司。方冬苦寒，诏罢内外工作，而钱惟演督修天津桥，格诏不下。祖德曰："诏书可稽留耶?"卒白罢役。
入为殿中侍御史，迁侍御史。章献太后春秋高，疾加剧，祖德请还政。已而疾少间，祖德大恐。及太后崩，诸尝言还政者多进用，遂擢尚书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、知谏院。言郭皇后不当废，获罪，以赎论。久之，迁天章阁待制。
时三司判官许申因宦官阎文应献计，以药化铁成铜，可铸钱，裨国用。祖德言："伪铜，法所禁而官自为，是教民欺也。"固争之，出知兖徐蔡州、永兴军。徙凤翔府，请置乡兵。改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梓州，累迁右谏议大夫、知河中府。历陈许蔡潞郓亳州、应天府，以疾得颍州，除吏部侍郎致仕，卒。有《论事》七卷。
祖德少清约，及致仕，娶富人妻，以规有其财。已而妻悍，反资以财而出之。子珪，江东转运使。
张若谷，字德繇，南剑沙县人。进士及第，为巴州军事推官。会蜀寇掠邻郡，若谷摄州事，率众为守御备，贼乃引去。调全州军事推官。入见，真宗识其名，顾曰："是尝在巴州御贼者耶?"特改大理寺丞、知蒙阳县。三司言："广宁监岁铸缗钱四十万，其主监宜择人。"乃以命若谷。岁余，所铸赢三十万缗。擢知处州，历江湖淮南益州路转运、江淮制置发运使。入为三司度支、盐铁副使，累迁右谏议大夫、知并州。
先是，麟、府岁以缯锦市蕃部马，前守辄罢之。若谷以谓：互市，所以利戎落而通边情，且中国得战马;亟罢之，则猜阻不安。奏复市如故，而马入岁增。提举诸司库务，权判大理寺，进枢密直学士，历知澶州、成德军、扬州、江宁府，入知审官院，纠察在京刑狱，知通进银台司、应天府。改龙图阁学士，徙杭州。会岁饥，斥余廪为糜粥赈救之。权判吏部流内铨、知洪州，累官至尚书左丞致仕。
若谷素为宰相张士逊引拔，然所至亦自有循良迹，不激讦取名云。
石扬休，字昌言，其先江都人。唐兵部郎中仲览之后，后徙京兆。七代祖藏用，右羽林大将军，明于历数，尝召家人谓曰："天下将有变，而蜀为最安处。"乃去依其亲眉州刺史李滈，遂为眉州人。
扬休少孤力学，进士高第，为同州观察推官，迁著作佐郎、知中牟县。县当国西门，衣冠往来之冲也，地瘠民贫，赋役烦重，富人隶太常为乐工，侥幸免役者凡六十余家。扬休请悉罢之。改秘书丞，为秘阁校理、开封府推官，累迁尚书祠部员外郎，历三司度支、盐铁判官。坐前在开封尝失盗，出知宿州。
顷之，召入为度支判官，修起居注。初，记注官与讲读诸儒，皆得侍坐迩英阁。扬休奏："史官记言动，当立以侍。"从其言。判盐铁勾院，以刑部员外郎知制诰、同判太常寺。初，内出香祠温成庙，帝误书名称臣，扬休言："此奉宗庙礼，有司承误不以闻。"帝嘉之。兼勾当三班院，为宗正寺修玉牒官。迁工部郎中，未及谢，卒。
扬休喜闲放，平居养猿鹤，玩图书，吟咏自适，与家人言，未尝及朝廷事。及卒，发楮中所得上封事十余章，其大略：请增谏官以广言路，置五经博士使学者专其业，出御史按察诸道以防壅蔽，复齿胄之礼以强宗室，择守令，重农桑，禁奢侈，皆有补于时者。然扬休为人慎默，世未尝以能言待之也。至于诰命，尤非所长。
平生好殖财。因使契丹，道感寒毒，得风痹，谒告归乡，别坟墓。扬休初在乡时，衣食不足，徙步去家十八年。后以从官还乡里，畴昔同贫窭之人尚在，皆曰："昌言来，必赒我矣。"扬休卒不挥一金，反遍受里中富人金以去。
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，白居易当年去长安参加科举，拿着自己的诗去拜见前辈顾况。顾况看到他的名字，便半开玩笑地说：“长安米贵，居住不容易啊！”
后人读到此，多以为是前辈们总爱吓唬吓唬年轻人，其实顾况还真没瞎说。白居易去长安考试那年是806年，唐宪宗刚刚登基，关中粮价高昂。事实上，贯穿整个唐朝，只要漕运出现问题，别说关中的百姓，就算皇帝不被饿死，却极有可能死于因为缺粮而导致的兵变……
所以，只要关中年景不好，哪怕是盛唐的玄宗，也得移驾东都洛阳找食吃。而统摄全国的政治重心，从长安转移至洛阳，再从洛阳转移至汴州（开封），从五代十国起一直定都在开封。要知道开封的地理位置实在算不上好，一马平川无险可守，但中央政府搬到这里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运粮成本比到长安大幅度减少了，可见这么多年来，粮食压力有多重。
但是，困扰唐宋百年的粮食危机，却在一个十几年装神弄鬼如一日的皇帝手上解决了——宋真宗赵恒。
说起来，这个宋真宗赵恒，整了很多自导自演的神仙显灵，而且三降天书封禅泰山。在很多历史爱好者的眼里，这个皇帝实在太不靠谱，但是在农业生产上，他还真是一把好手，从理论到实践，推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，终于解决了人民群众吃饱饭的问题，为北宋进入经济繁荣期打下了基础，史称“咸平之治”。
一、提拔重视农业的官员
宋真宗这样一个“神棍”皇帝，为什么会对农业感兴趣？
后世公认的一条原因，就是“家教因素”。宋真宗的老师邢昺，是北宋年间以精通“农事”著称的学问家。“重农”的意识，小小年纪就在心里扎根。但更重要的原因是，此时的大宋，正是农业压力极重的时期。
大宋定都开封，粮食转运的压力大大减轻，但生产压力却极大。唐代时曾是中国第二大产粮区的河北地区，《澶渊之盟》前一直是宋辽战争的主战场，多年来“丁壮毙于传输,膏血涂于原野”。外加宋朝“田制不立”，普通农民的赋役负担极重，农民起义也不断，堪称内忧外患。
以宋太宗至道元年（这年距离宋太宗驾崩只有两年），北宋三司使陈恕给宋太宗的叫苦说：此时大宋的国用军需，处处都要用钱粮，就算是桑弘羊耿寿昌等理财大师再生，也解决不了这难题啊——这，就是宋真宗登基后，“接盘”过来的“缺粮”江山。不“重农”？不用辽国打来，大宋就得“断顿”了。
所以，自宋真宗登基起，“重农”就是一条重要国策。就连选拔任用官员时，“重农”也是基本要求。就以宋真宗年间，那几位深得宋真宗信任，却被《宋史》“尊称”为“五鬼”的几位奸臣来说，那其中，就不乏“农业高手”。
典型一位，就是“五鬼”里一位极品奸臣，留下“溜须”典故的丁谓。此人虽奸，却有“硬核”的农业水平。在其亲手缔造的“南京后湖工程”，更堪称古代“农业综合治理工程”的典范。
当时的丁谓，一度担任升州（南京）知州。那时的南京后湖，由于多年疏于管理，已经成了一片烂地。丁谓到任后勘察一番，果断上演了神操作：把后湖上的农田全部“退耕”，烂泥重新挖掉，重新蓄水养鱼种菱，旱时更可用后湖湖水灌溉。如此创造性的“多种生态经营”，迅速提升了南京周边农业产量。这场“综合治理”奇迹，也成为了这位一代奸相，早年飞黄腾达的重要资本。
所以说，别管宋真宗时期的大宋朝堂，充斥着多少“鬼”，以实际能力说，这确实是北宋历史上，“农业专业化程度最高”的一届大宋政府。
于是，宋真宗年间的农业国策，也是一条比一条接地气，宋太宗年间征到“天价”的“买卖农器税”，被宋真宗尽数废除，农民们购买使用新农具的成本更低。从此大量先进的农具，开始在北宋民间陆续普及。买卖耕牛的税额也大量减免，杀牛的禁令更严。明清古典名著里“想吃就吃”的牛肉，放在宋真宗年间“开吃”？绝对是高风险的事儿。
另外还有景德二年 (1 0 0 5 ) 十月编成的《景德农田敕》，此后长期沿用，“民间咸以为便”。这个农业法令对宋代整个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，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。
甚至就连宋真宗一生槽点满满的“天书封禅”活动，别看多么荒唐加劳民伤财，“农业”都是其中不二的底线：每次“天书封禅”活动，都要避开农时，期间修路修宫殿等工程，能用军兵就用军兵，就怕“伤农”。
当然，宋真宗也更明白，要提高农业产量，与其指望老天爷，不如指望另一个靠谱的学科：科学。
二、技术型皇帝在皇宫亲自引种
宋真宗的“重农”国策里，“科技兴农”这话，他虽没说过，却是做得实实在在。典型一样，就是引进占城稻。
比起中国传统稻种来，产自东南亚的“占城稻”，以抗旱早熟著称。但在北宋初期时，占城稻仅在福建地区有少量种植。但这款高产的稻种，却也早早引来了宋真宗的兴趣。他特意派人用珍宝，从占城天竺等国换来高产粮种，然后在皇宫里试验种植。有时种高兴了，还把大臣们拉来欣赏。电视机《知否》里那位拉着“顾二爷”种稻子的大宋皇帝，确实很有宋真宗的影子。
而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（1011），更成了北宋农业史上重要的一年。宋真宗正式下诏，把三万斛“占城稻”运到江淮与两浙，在当地推广种植。还专门贴榜，详细介绍占城稻的耕作种植方法，手把手教百姓种稻。这场“绿色革命”，对中国古代的农业版图，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有宋真宗这一“带头”，各级官员都开动脑筋，拼命提升农业科技。比如新型的“圩田”和“山田”，就在东南大地普遍推广起来。北宋的耕地数量因此大幅提升。同样是宋真宗年间，名臣李溥主持了“钱塘江堤改造工程”，以新型的“竹笼堆石块”与“堤外打桩”技术，令钱塘江堤从此固若金汤。
同样是在宋真宗年间，凭着北宋强大的印刷技术，《齐民要术》《四时纂要》等经典农书，得以大量印刷普及。地方官们更几乎人手一册。在繁荣的北宋文化里，这件事不太起眼，意义却大过多少篇优美的宋词。
三、刷爆大唐的各项数据
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，农业在宋太祖和宋太宗的时期处于恢复阶段，然后遇到宋真宗这样一个极度重视农业的皇帝，因此农业得到空前发展，终于解决了延续数百年的“粮食危机”，各种数据也直接刷爆：比如户口从宋太宗至道三年(997年)的400万户，发展到咸平六年(1003年)的686万户，增长了46%。
至于国家赋税收入, 太宗至道三年(997年)为8000多万，而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，即公元1021年，其总额已达15000万，增长近一倍。以学者漆侠的估算，整个两宋时代，宋代的垦田数量突破七百五十万亩，是汉唐盛世的两倍，单位亩产量近两石。宋朝的经济发达地区，一亩到一亩半土地，就足以养活一个成年人。放在中世纪，这是一个领先全世界的生产水平。
外有强敌内有四百多次农民起义的两宋，能够撑过三个世纪，甚至缔造繁荣的城市商业文明。根子上的一条，就是来自这空前强大的农业水平。而“神棍”皇帝宋真宗，就是北宋农业发展史上，一位无比重要的人物。单以农业成绩说，这“神棍”，真比多少大宋“仁君”靠谱得多。毕竟，比起文人笔下的千好万好，叫老百姓手里有粮，餐桌上有饭，才是真的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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